东亚舞台上的持久较量

“少年强则国强——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系列报道”之二

中国竞技体育已成为世界体坛一支劲旅。图为中国奥运会代表团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入场。CFP供图

一名学生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CFP供图

　　1993年7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发表的文章《夏令营中的较量》震撼全国，文章反映了参加夏令营活动的中日两国青少年在独立生活能力、吃苦耐劳精神和身体素质等诸多方面的差距。20年后，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领域的成就举世瞩目，经济总量已超过了日本，一个东方大国已然崛起，但中国青少年的体质健康问题却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不难想象，如果两国青少年之间再进行一次类似的“较量”，结果很难好于20年前。

　　一个已经举办了奥运会，并稳居奥运会金牌榜前3位的国家，早已不再是“东亚病夫”的时代，但实际上，这4个字正重新成为一个民族的担忧。

　　历史使命相似的东京奥运与北京奥运

　　1908年，《天津青年》刊登了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提出的“奥运三问”——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

　　“奥运三问”提出后整整100年才算全部有了答案。2008年8月，北京举办了一届被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评价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中国人不仅成功地当了一回奥运盛会的东道主，亦以51枚金牌的成绩首次登顶奥运金牌榜榜首。

　　北京奥运会在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建设成就和振奋国民精神上的作用，与44年前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的意义何其相似!而将体育从“竞技”向“大众”转身作为重要内容的奥运文化遗产，对于两个“后奥运”国家也有着相似的意义。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基于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腾飞”，作为东道主，日本当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奥运会展示自己的建设成就，竞技成绩同样要达到巅峰。不负国人期望，日本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16枚金牌，并首次跻身奥运金牌榜前3位。

　　也是在那个时期，经历了近2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在国民生活条件大幅改善的同时，却开始出现青少年体质下滑的危机。2008年1月，本报记者曾赴日本采访，日本体育协会总务部长山田刚回忆自己曾经历过的那个年代，“‘垃圾食品’泛滥，加上体育运动的缺乏，日本青少年的体质持续下降，满大街都是‘大象腿’、‘小胖墩儿’。 ”

　　“这最终促使日本政府痛下决心——仅仅一小部分人提高运动成绩是不行的，让大部分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才是根本任务。”

　　在国家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将原本投入在竞技体育上的财力，大量转移到包括学校体育在内的大众体育上，这曾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山田刚回忆道：“在东京奥运会上，日本代表团的成绩太好了，金牌榜第三简直是神话。政府政策的突然转变，难免引起一些争议。”

　　4年后的墨西哥城奥运会，日本代表团的成绩直线下滑。但这只是开始，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落幕时，奥运金牌榜前10名中都找不到日本代表团的影子。在亚洲，长期称霸体坛的日本也开始让出霸主宝座，1982年的第九届亚运会上，日本第一次失去了亚运会金牌榜榜首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代表团。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速度令世界惊叹，中国的竞技体育同样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1982年，中国首次在亚运会金牌榜上超过日本，从此再也没有让出亚运会金牌榜第一的宝座。许海峰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第一枚奥运金牌。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首次跻身金牌榜前3名，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以创纪录的成绩获得金牌榜第一名。

　　但和东京奥运会举办时的日本一样，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30年后，中国的青少年体质危机也开始显现。实际上，在孙云晓发表《夏令营中的较量》的1993年，即中国改革开放10多年时，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危机就已经显露出苗头。

　　日本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立即转变发展战略，体育工作的重心从竞技转向大众，从1965年开始，政府将更多的预算投向国民体育事业。东京奥运会日本代表团创造的优异成绩，并没有简单地驻留在金牌榜上，反而顺势成为掀起全民健身热潮的强大助推力。1957年日本开始调查国民体育参与率，当时男性的参与率只有23%，但在东京奥运会后的第二年，这一数字就飙升到45%。

　　什么才是竞技体育真正的生命力?

　　当日本代表团的奥运、亚运成绩不再辉煌，日本的大众体育尤其是学校体育却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1年，在德国女足世界杯上，日本队成为第一支夺取女足世界杯冠军的亚洲球队;2012年伦敦奥运会，曾经长期称霸亚洲的中国女排未能进入4强，在四分之一决赛上挡住中国姑娘的对手正是日本女排，日本女排最终获得伦敦奥运会季军。

　　当中国代表团依靠“举国体制”的法宝在奥运会、亚运会上大把捞取金牌时，三大球项目的“低迷”却令人无奈。众所周知，球类集体项目的开展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日本女足、女排的崛起正得益于足球、排球等球类集体项目的高度普及，而这种普及是以学校为基础的。

　　包括足球、篮球、排球、棒球、曲棍球在内的集体球类活动在日本的各类学校普及度很高，仅日本的高中足球联赛就有4000余支队伍参赛，而中国的高中足球联赛只有200支队伍左右，如果以全部高中数量和在校人口作为基数对比，中日两国的高中足球发展水平就不只是200比4000这么简单，但这至少是两国校园足球开展情况的一个直观反映。

　　中日两国男足国家队在1975年6月23日首次交锋，那是在1976年亚洲杯足球赛上，当时中国队以2∶1战胜日本队，此后10余年，中国男足自恃身材高大的优势对日本队一直是胜多负少。但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日男足的交手成绩逆转，中国男足在“恐韩”之外，又逐渐多了一个“恐日”的阴影。两国女足的发展轨迹更是让中国球迷心碎，中国女足起步早于日本，作为奥运会亚军，中国女足一度是世界强队，但辉煌的历史转眼就成云烟。如今，中国女足不仅在世界足坛的地位不保，在亚洲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女足发展壮大而自叹不如。根据日本足协的统计，2010年时，日本全国共有注册女足队伍1200余支，其中以大学、中学的队伍为主，注册运动员两万余人。而中国的女足队伍却在不断萎缩，成建制的队伍从巅峰时期的30多支减少为不到10支、运动员不过百余人。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日本代表团终于再次得到16枚金牌，距离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取得这样的成绩已过去整整40年。这40年，对于日本竞技体育来说，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但成果却实实在在。东京奥运会后，日本将发展国民体育事业作为体育工作的重心，虽然导致日本竞技体育成绩曾一路下滑，但随着大众体育、学校体育打下牢靠的基础，40年后，当日本竞技体育在奥运舞台满血复活时，它的生命力才真正旺盛。

　　“奥运三问”的深层次含义是什么?

　　作为近代知名教育家，张伯苓第一个将“奥林匹克主义”从西方引入中国，但他有关奥运的“三问”，也许要比问题的字面更有内涵。

　　张伯苓最早将有关奥林匹克教育列入学校课程，并明确提出，“教育一事，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有关奥运的“三问”，寄托着张伯苓对中国运动员、运动队参加奥运会和中国人举办奥运会的期待，但更深层次的意义，是让奥林匹克教育和体育精神影响中国社会。

　　40多年过去了，东京奥运会于今日日本社会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固然，对于那些50岁以上拥有东京奥运会直观记忆的日本人来说，东京奥运会的精彩纷呈和激动人心的时刻是一种遗产，但正如日本体育协会总务部长山田刚所言，今日遍布日本城乡的体育场地、严格确保的学生体育活动时间和空间、协调发展的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才使得全体日本国民受益，这一切都源于那一天——1964年10月10日，东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

　　当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在一个社会深深扎根、体育精神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国民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年前在孙云晓的笔下，参加中日夏令营的日本孩子能够更加自立、不畏苦、责任感更强，他们身体素质的优势其实已是其次。时至今日，中国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土壤依然贫瘠，中日两国青少年在夏令营的较量早已不是个体竞争的问题。

　　北京奥运会已经落幕4年，时光流逝，无论北京奥运会曾经给中国人带来怎样的振奋，那段记忆终将日渐模糊。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和中国代表团创纪录的金牌数已经载入史册，但这些却不能成为北京奥运会真正的人文遗产。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如何发掘北京奥运会的人文遗产，奥林匹克教育和体育精神的传承，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尤显重要。（本报记者 慈鑫）本报北京12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