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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探新意

——评《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

2013-08-25 来源:光明日报收藏

  1978年3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学者编撰《中国古代科技成就》。2009年10月,科学史所再次组织学者编撰《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时隔30年,在组织方式、编撰体例等方面,两者看上去有奇妙的相似之处,甚至有几位作者先后参加过两书的写作。撇开表面的巧合可以看到,后者充分反映了科学史界30年来的研究进展,不论在知识深度、实证方法、思想认识方面,还是在写作形式上,都有很大提升。

  就《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目录看,不少标题似曾相识,阅读中却会发现,文中运用了新的研究观点和方法。如“中国古代都城宫殿”、“中国古代礼制建筑”等有关建筑的内容,从更深的层次探讨问题。在“建筑技术”部分,傅熹年院士用他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以往为我们“熟悉”的经典建筑。如紫禁城几乎无人不晓,但许多人都停留在规模大小、宫殿数目、台基高度等表观认识上,傅熹年引导读者用“方格网”重新认识紫禁城的规划。

  在本书中,新的研究观点还表现在引导读者对熟知的史实进行思考。比如,一般人都知道中国古代金戈铁马,刀锋剑利,兵器成就非凡。那么,为何中国在近代没有发展出坚船利炮?军事史专家王兆春参加过《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撰稿,当时对中国古代兵器的成就赞颂有加,在其后的深入研究中,除了补充新的材料,他也开始探讨中国军事技术由盛转衰的原因,本书就反映出他这些年来的思考。例如,分析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中国军事技术由盛而衰的原因。以火器的制造与使用为例,王兆春大致归纳出几点原因:一是生产方式落后决定了军事技术的衰萎;二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控制导致军事技术时兴时衰;三是对军事人员采取时扬时抑的政策埋没了创新成果。他认为,传统不变的科技理论基础与思维方式限制了军事技术水平的提高,是最重要甚至是最根本的原因。像这样的探讨,既褒扬成就,也坦陈问题,对读者有新的启示。

  近几十年,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大为拓展,研究方法有引入,有创新,带来诸多新成果,在本书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以造纸技术为例,长久以来,围绕“纸”的定义之争难分难解。而对于造纸术发明早期使用什么样的工艺流程,何时开始使用纸药,何时出现抄纸法等问题,不能给予明确的回答,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充分的证据。中国科技大学张秉伦教授生前重视对现存传统造纸工艺的调查,明确了若干不同的工序和原料来源;李晓岑等青年学者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造纸工艺进行调查,发现了古代造纸工艺演化的宝贵线索。

  阅读可见,本书突破以往就中国论中国的狭隘视野,摈弃胪列中国多少“世界第一”的自大心理,特别在全书开篇设一讲“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以这样的理论视野观照,早期与中华文明萌芽大致平行的有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文明,晚些有爱琴文明。

  《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没有止于列举导致西方发生科学革命的要素,而是在全书结语“科学史若干理论问题”中,重点介绍了“李约瑟问题”。不同于数学中的难题,“李约瑟问题”更接近于一个“主题论纲”,而不是一种具有唯一解答或多种解答的科学难题。围绕着这一“论纲”,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动力学展开探索和论述。

  进一步的介绍使读者知道,李约瑟工作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中国古代”和“科学技术”的范畴,他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文明间的相互理解,特别是把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样板展示给西方读者,以鼓吹其新人文主义和科学进步论的理念。读者揣摩后明白:李约瑟的研究意义之一就是,在处理人类文明演进历程时,以中国为例阐述了非西方传统的贡献,从文化多样性和科学普适性的高度对长期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给予毁灭性的一击。在李约瑟眼中,所有非西方的文明不再被视为“落后”的,而近代科学不过是众多不同文明中科学知识的总汇。(戴吾三)

  (《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 路甬祥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聂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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