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扶贫是指以整体素质提高为导向，以提升语言文字能力为中心，以各类语言因素和语言政策的高效协调配合为路径的扶贫开发过程。作为一种内生性扶贫机制，通过制定与国家扶贫政策相配套的语言扶贫政策，在贫困地区或社区面向贫困群众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学习和提升为主体的教育，使贫困群众有机会掌握并提升生活所需的语言文字能力，进而通过教育的提升、文化知识的获取，提升自身“造血”能力，根植发展基因，激活发展动力，并以此阻断贫困发生的动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语言扶贫的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了许多创新而有效的方法和措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2020年之后的中国绝对贫困消除，将进入一个以相对贫困治理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当此之际，需因应特征和阶段的变化，进一步深化对于语言扶贫的思考和认知，以冀为后脱贫攻坚时期的相对贫困治理继续贡献力量。

　　处理好普通话普及与提升的关系。当前我国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率达到了80.72%，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各民族各地区交流交往的语言障碍已基本消除。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有些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率还比较低，语言障碍依然存在，语言交际成本依然很高。未来的语言扶贫需要解决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即有些贫困地区（如“三区三州”）的普通话普及率仍然有待提升，而已经学习了普通话的脱贫人口以及新出现的相对贫困群体的普通话水平则需要进一步稳固和提升。

　　处理好普通话与其他语言的关系。语言扶贫是一个以主体多元为特征的体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无疑是中国语言扶贫的主体与核心，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各语言的方言以及外语也都是语言扶贫事业的有机构成，在不同的层次和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它们多元和谐共存。比如有些贫困地区通过将少数民族语言或各地方言与旅游、文化产业等相结合，在语言传承的同时获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些贫困学生通过学习外语走出了家乡，甚至走向了国际。普通话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是贫困地区群众摆脱贫困的基础能力和重要条件，“普通话之桥”是主干道；而其他语言及方言则作为辅助道路，在不同层面也架起了一座座立交桥，协力扶贫减贫事业。

　　处理好乡村和城市的关系。乡村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相对贫困治理的主战场，而随着城镇化和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群体、城镇低保人群、未来由于贫困线调整所形成的新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可能会日益突出，因此2020年后的扶贫战略重点应该是建构城乡一体化的贫困治理体系。后脱贫攻坚时期的推普助力减贫脱贫目标群体将由农村聚焦转向以农村为主、农村和城市双重聚焦的新局面，将形成以乡村为主、乡村和城市并行发展的新格局。在推动扶贫工作走向城乡统筹的同时，语言扶贫的政策与规划也需要走向城乡统筹，即建构以乡村提升普及率和城市提高质量、不同区域不同政策的语言扶贫体系。在这个框架下需同时研究乡村和城市的语言扶贫治理。

　　处理好东部和西部的关系。经过这些年的不断探索，我国的语言扶贫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的体制机制。未来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背景下，语言扶贫需进一步优化体制机制建设，发挥支援省份优势力量，更加扎实地开展推普助力扶贫脱贫对口支援工作，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确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教育教学基本用语用字，切实提高受援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应用意识和能力。

　　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至少包含相互关联的三个维度：一是人类语言习得的规律决定了语言能力的掌握和提升是一个长期而非短期的过程，需要久久为功，而不能冀望短期获得；二是与“两不愁三保障”涉及的贫困群众迫切需要改观的方面相比，语言能力往往是一个被忽视的因素，但是当他们需要以人口流动、旅游产业等方式来实现脱贫，需要更多与外地人交流的时候，语言能力的作用就会更为凸显，语言因素是一个后发因素，这是由语言学习转化为个体自身人力资本的时长规律所决定的，所以长远来看语言因素必将在未来发挥更多的实际效力，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三是《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集中脱贫攻坚与长效语言扶贫机制的建构，这套机制需要参考脱贫攻坚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更需要对后脱贫攻坚时期的特征变化和扶贫脱贫的整体战略体系有精准的理解和把握。

　　处理好扶智和扶志的关系。“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这两句倡议很好地诠释了语言扶贫与“扶智”“扶志”的关系。即语言作为知识的载体和知识获取的工具，是“扶智”的必要前提和必由之路；通过语言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和人生自信，从而增强贫困群体的意志和志气，是“扶志”的好路径、好选择。语言学习不仅能提升贫困群众的“智”，更能增强他们的“志”，从而使他们摆脱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实现真扶贫和真脱贫。

　　语言文字为扶贫减贫构筑了通向知识和机遇的大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也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语言扶贫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构成，语言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深化对语言扶贫的认知，将有助于其在相对贫困治理中作出更大贡献。（作者：王春辉，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语言治理研究中心主任）